□张传发
国家卫健委近日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人大代表《关于加快推进尊严死立法进程的建议》称，对于尊严死立法，相关法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社会认识还不统一，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深入研究相关工作。（2月12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
尊严死立法，此建议一出，必然有争议。反对者担心子女不孝，会过早地中断治疗，而有“杀人”之嫌；赞成当然也有赞成的理由，生命后期的无效治疗，病人痛苦，多花钱，还连累子女，有些人自愿在法律的保护下适时结束生命，不延长无效的治疗。我估计，鉴于传统的孝道文化 ，“尊严死”在中国可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不过，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与时俱进。尊严死立法，建议先“定活两便”。
“定”者，就是迟早有那么一天，法律允许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尊严死”，这是基于尊重现实的“实事求是”。
“活”者，就像银行存款那样定活两便。所谓“两便”，也即，法律允许一部分人“治疗到终点”，允许“灯油耗尽”；与此同时，法律也允许一部分人自愿选择“尊严死”，尊重他们的选择。这里的“自愿选择”，首先要立遗嘱，遗嘱一定要具有法律效力；再者，在生命后期执行“尊严死”，要有其生前所指定的相关亲友在场“共同见证”，也就是说，不是随随便便让人结束生命。
“定活两便”照顾了矛盾的两方面，大路朝天各走各边。“定活两便”是一种过渡，法律相对稳定，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定活两便”是一种“智慧”，既尊重传统，也尊重现实。其实，死亡是人生旅程中最后一个节点，其中“少一点痛苦，多一点自尊”，于己于家于民都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个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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