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经历过这场运动的风流人物都已不在人世，但我们至今还受到这种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觉醒，告别过去两千年的封建陋习，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精神面貌。

从近代开始，为了解决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命题，先人们先从洋务运动的物质、器物开始探索，接着是辛亥革命的终结旧式政治制度，然后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和思想。

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多广泛和深远呢？自五四运动起，学生与工人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女权意识的兴起、旧家族制的衰落…随便挑一个，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分量。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还是暮气沉沉的东方古老帝国，在此之后，中国起码具备一个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精神气质。没有这一点，二十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可能动员全民力量，打一场胜利的持久战。

五四运动塑造了中国新一代拥有家国情怀的青年。一位的报纸主笔曾经说：我是黄金时代的青年，“五四”启发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到了新文化。无论如何，“五四”在我的心中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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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教授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是研究五四运动的权威作品，详尽地讲述了五四运动的酝酿、爆发、后续影响…《五四运动史》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但迄今没有相同主题的书能超越。

周策纵先生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更是研究五四运动数一数二的权威。

我们将从文化领域，深入回顾五四运动给中国文化的影响。《五四运动史》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文学革命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要会写得一手好文章。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知识”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故意地为文章增加门槛，讲究对仗、音律…开明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认字的“六书”，为扫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放弃既得利益，革自己的命，推行更通俗易学的白话文。

在19世纪中国文学是有三种特点，第一是继续两千年来的文以载道，即文章应该宣扬圣贤的学术和道德准则；第二是文章必须有语调，韵律和色彩，用词推敲严格，坚决不用粗俗的语过分拘泥于修辞篇文的言。例如模仿魏晋六朝文风的“文选派”；第三，使用一些古怪、晦涩的词语，例如被争先模仿的黄庭坚的江西派。

这些特征的条框大大限制了文学的多样性，给一般人写作突然增加难度，改革势在必行！

1916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与历史上的文学改革不同，宣称文言文已经是死亡的语言，要与古汉语彻底告别。白话文，明白如话的意思，适合新时代的需求和全阶层的老百姓使用。

辜鸿铭

狂热的传统拥护者辜鸿铭，对新文学运动严厉反对。他为了捍卫传统文化，不惜继续留辫子、纳小妾。辜鸿铭说，文言文是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文学改革者带来的是道德侏儒的文学，这种文学只会是死文学。

至于中国的文盲问题，辜鸿铭还没心没肺地反对道：中国人口有90%是文盲是公众的幸福，不然每个识字的人都效仿学生和知识分子，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发电报，那是多大的一笔巨款？

辜鸿铭大概是误解了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以往的农耕社会，知识分子货与帝王家，其他民众是文盲，可以保证皇帝江山的稳定。进入大争之世，受教育程度低的民族，又怎能屹立在世界竞争之林？

在1918年中国新文学诞生的一年，鲁迅、俞伯平、朱自清、傅斯年相继用白话文写作。文言文和旧文学迅速衰落，白话文逐渐应用到写作和日常的教学中，沿袭到现在。新的文学更加接近大众的生活现实，文学体裁百花齐放，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毋庸置疑，白话文代表了正确的历史潮流方向。

二.打倒孔家店

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有儒家、法家、道家、佛家。两千年漫长的历史里，儒家和法家早已被统治者融合成帝王术，运用得炉火纯青。道家、佛家被浸泡在民间宗教、法术、占卦…的大染缸里面也弄得腐败不堪。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只有少数“异端”敢于对儒家发出反对的声音，例如东朝的王充和明末的李贽，都很快被社会主流压制。

五四运动首当其冲要清算影响力最大的儒家思想。许多知识分子对儒家发起抨击。

陈独秀认为，儒家宣扬的温顺谦，使国人软弱，不利于在现代世界生存；儒家的基础是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的，不适用于现代个人主义；儒家讲究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跟人格独立和国家的民族共和不相容…

鲁迅也都加入了对儒家的批判，他在1917年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书都写着“吃人”两个字。

鲁迅

吴虞解释了鲁迅这段著名的话：最热衷于讲道德仁义的人，其实是最残酷的食人者。

顾名思义，那些封建统治者，最喜爱风渲染这一套，其实都是杀人不见血的混账东西。

有人想打到孔家店，也有人拥护孔子。来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经历残酷的一战。痛定思痛，他认为虽然跟西方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儒家孝道的危害小得多了。狂热的爱国主义导致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生灵涂炭。

事实上没错，是极端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点燃了一战的战火。但当时的世界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接受罗素的建议。

现在复兴儒家思想的呼声不绝，究竟应该卷土重来，还是把孔子放到博物馆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观点碰撞仍能给我们不少启发。

三.东西方文化的论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遭到严重的破坏，迎来“诸神的黄昏”。西方的历史学家、哲学家认为，西方的物质科学文明有着根本的缺点。代表和平主义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这场战争后被西方哲学家所重视。

梁启超参加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跟欧洲的哲学家、政商领袖、文学家进行交流，他们的认为战争宣布西方文化的破产，希望从中国文化获得新的智慧，纠正自己文明的缺失。

因此梁启超就认为，一百年来物质的进步比起三千年加起来的还要多，人类不但没有获得了永恒的幸福，反倒是带来了更多的灾难。讴歌科学万能的人，都误以为“科学万能论”是真理。梁启超不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西方文明的破产，更证明了科学文明的失败。

梁启超（前排中），蒋百里（前排左二）、张君劢（前排左四）、丁文江（后排左二）。民国知识分子群体曾在2

新儒家代表的梁漱溟指出，东西方文化其实是递进关系。世界的文化演进顺序先是西方的文化，然后是中国的文化，人类最后的归宿是印度文化。诸如梁漱溟之类的新儒家人物，他们都是坚定的传统卫道者。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儒释道文化是早熟品，现在只是还没到人类真正需要的时代，换而言之，东方文化要比西方文化优越。

1922年-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延续。此番论战是科学派、玄学派的思想论争。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深度探讨，而且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科学的发展究竟能不能圆满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呢？两派都把各自的言论演讲发表成书籍出版，但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输和嬴家，问题不了了之。

201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跟美国打起了贸易战，科技强国是说一不二的真理。但科学是否万能，还有待时间验证。

尾声

冯友兰的徒弟冯契先生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

五四运动正是为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而生，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的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文化变革。

大师们的唇枪舌战，时至今日依然发聋振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