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的最开始，用媒体的公开报道说明一下题目中的“碾压优势”具体是什么：

2016年天津药物研究院与中国药学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期刊《中草药》刊文指出：日本汉方药占据了全世界（除中国外）90%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而中国占比不足5%。

参考消息网报道：日本的汉方中药企业采购中药材，中国出产的道地药材占比超八成，其日本本土自产只有10％。

而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采购的道地药材筛选率是千分之一（1‰），我们国内药典规定的是百分之三（3％）。也就是说：日本人用我们祖先的术（中医药理论）、用我们今天种的药（掐尖最精华的1‰道地药材），最后抢占了90%的市场份额。

当日本人在国际中药市场闷声发大财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舆论场却还在因为是“中医粉”还是“中医黑”而对骂不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佛祖释迦摩尼在涅槃前对“末法时代”乱象的预言：

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造成今天中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如此困厄的局面，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人做对了什么，核心在于：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许可以说今天传统中医药战场上的失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难辞其咎。

一、中国中医药的历史和流入日本的历史

对于我们中医药的悠久历史，很多人或许只是泛泛地知道它的起源很早，但到底有多早，未必清楚。

传说中，在距今七千至一万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伏羲便已发明了针灸之术，神农尝百草用茶解毒，这构成了中医药起源的最早传说。

然而根据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多年时，轩辕便留下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祝由科》，此后中国先人在《黄帝祝由科》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了流传后世至今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医与药的两大支柱体系，进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医学。

而日本学习中国中医药理论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医药对于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重要的恩赐，被尊称为“皇方”或“皇汉方”。

值得说明的是，在长久的中日交往历史中，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单向模式，由中国流向日本，直到近代，中日之间这种单向模式才被打破出现了回流。正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和制汉语”日本的和制汉语充斥我们身边，是因为严复输了吗？今天我们怎么做，甚至曾介绍过的“曼珠沙华”对这朵花的误解，正是日本文化入侵的实例，我们要怎么做？。都是日本文化回流中国的典型。

现存最早的关于日本学习中国中医的史料记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公元562年知聪和尚（日本称“吴人知聪”）携带针灸典籍《明堂图》164卷去日。此后各种医书、医术、医药被源源不断的输送到那个不懂医理又缺乏药材的苦寒岛国。

日本由此也开始借鉴中国的模式体系，大规模建立民间医疗系统与医学教育体系，一方面满足了他们本土的需要，同时也积蓄了更多派往中国学习的后备力量。

至我中华大唐盛世，中国在医理上向日本的单向输送达到顶峰。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虽双目失明，却凭借嗅觉、味觉和触觉，将医理知识尽数传授，同时现场手把手教学矫正了过去日本人学习过程中的诸多错误。并将对药物炮制、使用与搭配等相关技艺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在日本众多徒子徒孙。旅日期间，鉴真和尚甚至亲自治愈了当时日本光明皇太后的顽疾。他也被因此被奉为日本的医药始祖，列入《皇国名医传》时代传颂，甚至直到千余年后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药袋上还保留贴鉴真图像的传统，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鉴真纪念堂

幕府时代终结后，日本开启明治维新改革，当时的日本社会一度形成三种医药知识的汇流，占据主流的中医药学被称为“汉方医学”，借鉴自西方的医药学体系被称为“兰方医学”（兰取自荷兰，代指西方）以及日本本土发展的“和方医学”。

由于明治时期全面引进西方的医学教育体系，对于汉方医学持续打压，刻意扶持兰方医学的势力，造成在一段时间内汉方医学在日本的发展陷入停顿，甚至近乎灭绝。

但二战结束后，尤其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社会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逐渐增多，而西医往往没有更好的应对之策，加之西药副作用大且价格昂贵，日本的汉方医药快速复兴。到1976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确定了汉方药医疗保险适用制度，批准中国《伤寒杂病论》中的210个古方汉方生产汉方药，日本的汉方药产业又开始起飞，发展势头迅猛。

二、当下，中国本土中医药与日本汉方医药的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当前我们本土的中医药发展与日本的汉方医药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

很多人应该还不会忘记，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出国热潮中，中国人去日本爆买的产品名单，除了马桶盖以外，还有一种几乎必买——感冒中成药。诸如池田模范堂儿童感冒药、白兔制药龙角散、大正制药感冒药、武田制药的鼻塞退热感冒贴等等，这样的场景真的太过刺眼。日本人用我们祖先的医术、用我们今天种植的药材加工成药品，再由我们的游客花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运了回来。

日本药店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那些同胞，日本的很多中药确实在效果上常常由于国内的中成药。我们有必要深究的是这背后的原因：

首先， “中医若亡，必亡于中药”的警告言犹在耳。

在曾经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坦言，中医亡于中药并非危言耸听。他说“再好的大夫，即便是国医大师，你开的方子再好，但抓的药不行，百姓吃了没效果，那就会毁掉中医。”

几乎可以断定，每个中国人都肯定听过“药材好，药才好”这句话，也都明白传统中药的最核心的保证在于——道地药材。

何谓“道地”？药王孙思邈在《千金翼方》提到“用药必依土地”，就是一味药材必须讲究原产地，这就是“道地”。一味药材，只有特定某个地方产出的效果才是最好的，这是经过中医几千年验证的铁的事实。比如地黄、牛膝、山药、菊花这著名的四大怀药（古时怀庆府，今河南焦作），又比如川贝母、川芎、黄连这些经典的川药（四川），再比如三七、木香、重楼、茯苓等等的云药（云南），正因为其疗效远优于其他地方所产，才会用地域之名冠之。

就让我们先放下，日本人掐尖取走我们最精华的1‰道地药材的事情，看看我们在中药材上还做错了些什么。

除了地域的限制要求，中医对于药材的生长年限、采摘季节、炮制方法等等各方面均有明确而详尽的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最终药效产生天大的折扣，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道地药材

然而悲剧的是，最讲究的中医中药却遇到了这个最不讲究的物欲横流的时代。药材造假、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农残超标、抢收逾时等等，这一系列的市场乱象，最终造成了当下人们对中药疗效的质疑。仔细想想，这又是谁的错？

祖先的医术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当代人。

其次，我们在中医药的体系建设和标准上的落后。

曾几何时，屠呦呦依靠魏晋时期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提示，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让不起眼的“中国小草”拯救了数百乃至上千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承认。可现在青蒿素的核心技术专利却早已被瑞士企业抢注。

不仅如此，我们中药材薄荷的多项专利被美国人抢走拿去作了口香糖，我们传统的牛黄清心丸成了韩国的牛黄清心液，专利被他们抢走……。所有这一切，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辜负，是对前人的辜负。

再具体到中日对于中医药的体系建设上。1976年，汉方中药被日本纳入医疗保险；1989年日本颁布了《汉方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不仅如此，日本还在80所医学专科大学及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部开设汉方医学课程并执行最高标准的考核，日本的北里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甚至凭借对于汉方医药的领先优势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定为世界传统医学研究基地。

到如今，不仅日本的汉方制剂生产厂商数量快速增加，经营汉方医药的药店占比也接近90%。在日本医疗领域，汉方药疗效也受到医师的普遍认可，全日本当前使用汉方药的医师已超过90%，这其中绝大部分用药时间达10年以上。

可以说，中国中医药的医术和医药，已经在日本扎根并茁壮成长。

但好消息是，我们的脚步也并没有停歇，甚至已经开始加速起跑。

当前，完善中医标准，提升中药品质，已在国家层面达成高度共识。

2010年，《中国药典》出版后，形成了五年一改版，十年一换代的快速模式，并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发布最新一版；

中医传承

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

2022年3月3日《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正式印发；

这是一场自上而下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员，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中医中药的发展上，中医药是祖先留给子孙后世的健康馈赠，中医药的过去是属于我们的，它的将来也必须属于我们。